異族通婚

高必諾的書源於對法國大革命以前的一種懷舊,只有極少數人相信他,例如懷舊的君主與一些德國人(德國的高必諾學會創立於一八九四年)。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地升起了一道不那麼極端、也不那麼悲觀的種族帷幕,這道帷幕大致相符於宗教改革之後出現的信仰分界線。北方是「自助而努力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語出曾受雇於東印度室內設計公司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彌爾);南方是不活躍、被動且專橫的拉丁人,包括法國人(雖然彌爾曾讚揚偉大的法國學者兼政治家托克維爾。自由派的下議院議員迪爾克曾記述他的大英帝國遊歷,他提到,各地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雖然並非那麼相同氣候、環境、教育仍會影響他們「但本質上仍是同一種族」。接著他預言,未來這個世界屬於「盎格魯撒克遜人、俄國人與中國人」,不過中國人可能會「受到印度與英國直轄殖民地的影響」而衰弱。所有其他民族會漸漸受到排擠,或像索爾兹伯里勳爵在一八九八年指出的,成爲「凋零的民族」,例如毛利人、澳洲原住民、南非的霍屯督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間。 然而,所有種族論述最終都會面臨困境。如果亞利安人是印度、俄羅斯和歐洲各民族的共同起源,那麼印度人與英國人就應該有共同的祖先。如同一位印度公務員所觀察的,印度人「像英國人一樣,有古老的亞利安血統,是女王的子民,是勤勞守法的公民」,而這也是爲何一八九〇年代寇松勳爵的印度政府會警告,印度人絕不能與非洲黑人視爲同類,因爲非洲黑人在寇松所謂「人類的等級」中,「遠低於他們」。 那麼,英國占領印度,或英國以不言而喻的優勢看待印度人,到底有什麼正當的理由呢?唯一可能的答案似乎就是十八世紀啓蒙時代的理論學者〈例如狄德羅)曾經支持的理由,也是十九世紀理論學者最害怕的:異族通婚。據稱,在亞利安歷史初期,入侵印度的亞利安人已經與低等的原住民融合在一起;這些原住民包括非印歐語系及非閃族語系的民族,通常寬鬆地冠以達羅毗荼人〈在印度南方)與突雷尼人的名稱。此後,種族雜交使亞利安血統變弱,直到英國人抵達印度時,某些地區的純亞利安血統人數已是「寥寥無幾」 。「異族通婚總是使一般人認爲較優異且強壯的血統變弱」,這種觀點廣泛被接受,而且還被套用在非洲人、美洲人及亞洲人身上。但沒有人能夠解釋爲什麼相反的事沒有發生。爲什麼亞利安人沒有提升達羅毗荼人與突雷尼人呢?畢竟,馬匹交配爲種族理論提供許多基礎就是強勢血統支配弱勢血統。馬匹如此,爲什麼人類不是如此?種族理論者永遠無法眞的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如同前述野蠻與文明的循環論一樣,種族主義主張的「優勢民族掌握其他搬家公司」的假設,其實很薄弱。歐洲殖民者一直有種恐懼感(如同赫德先前預測的),那就是歐洲的教化者與開拓者遲早會使自己變成「本地人」如果不是,那就是全部被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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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統根源

雖然有理論一致性的問題,但是擁有共同祖先的信念,確實在英國人統治印度人時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假設共同擁有亞利安血統,英國人到處尋找梵文文獻,詢問地方宗教領袖,努力想發掘「更純粹的」印度教,即更接近未受污染的亞利安血統根源的印度教;他們或許希望藉此維護心目中的「室內設計」概念。於是,英屬印度是以印度法律來統治,或至少是以能與英國普通法相通的印度法來統治。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五年任職印度總督的班提克勳爵即說過:「我書寫時,感受到自己是印度人的法律制定者,而我認爲許多受過教育的印度人也這麼覺得。」班提克自視爲古代亞利安法律的恢復者,而最戲劇性的表現是他努力禁止殉節風俗。殉節是指寡婦自己跳入或被親戚推入火葬的柴堆中,與丈夫共焚而死。殉節勾起了英國人「改善」印度人的興趣,同時也迎合了英國人對奇異東方世界的性愛幻想與夢魘。對仍然沉溺於當眾處決,且對性欲深感困惑的英國社會而言,結合了性渴望與暴力的殉節風俗,勢必能引起廣泛的注意。一八二九年,班提克成功禁止了這項風俗,原因不僅在於它本身相當野蠻,違反了「自然正義」,也在於他發現這個風俗原本是梵文法律後來誤用的結果。所以,殉節的禁止成爲讓印度人返回眞正文化的「一個復育的行爲」間。 一八三五年,當威斯特馬可特製作的班提克雕像被豎立時,班提克是站在大鼓上,凝視著道德更良善的未來,大鼓的周圍擺著有殉節景象的青銅浮雕。浮雕顯示出一個貌似歐洲人的年輕女性,她露出胸脯,紗麗撩人地落在臀部,她的小孩哭著被拉開,而她被膚色黝黑的男性親戚拖到柴堆上。這是維多利亞時代新古典風格的典型情色作品,其意象混合著時時存在的〈男性)「野蠻」威脅,以及女性化「他者」的存在,纏繞在過度激動的英國統治者的心中。就像讓毛皮腐爛、讓漂亮衣服長出徽菌的印度天氣,以及可怕的印度疾病,印度的性魅力全身扭動的印度舞者,千手女神卡莉也正來勢洶洶地從內在腐化結實的英國男人。駐印英軍總司令基欽納勳爵激動地想像,英國男人的身體會因爲被印度的性魅力「慢慢腐蝕,令人作嘔地潰爛」,最後死亡。 「印度人與歐洲人擁有共同祖先」的信念,意味著在非亞利安的外表下,印度的風俗習慣、甚至體制中可能藏有歐洲本身已經消失的特質。「村落生活圈」便是一個例子,那是梅因創造出來的一項發現。他說服自己確實發現了 一個類似古希臘城邦與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公地的活生生的設計例子,地點是在一座自給自足、呈現某種程度自治的傳統印度村莊裡。如果梅因是正確的,那麼「村落生活圈」就是發展出現代歐洲民主國家的一種社會原型。它當然必須被保護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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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形式

這種連接過去歐洲與現在印度的形象,以及成爲蒙兀兒帝國的自由繼承者的期望,意味著在印度的英國人並不想對這個社會長期進行改變。而且不只「村落生活圈」至今幾乎沒有改變,各個地方貴族〈村落生活圈的領主)也維持到現在。梅因似乎忽略了 一項事實,那就是城邦或公地都沒有一定的領主,但印度的村落有。印度國王的財產沒有被英國統治者動過,事實上,印度國王還成爲英國政府委派的總督。尼赫魯便指出,英國人致力漸進改變印度人,使他們成爲民主的王室子民,卻保留下已被推翻的落後君主政體,這實在有點諷刺。 雖然非洲無法套用共同文化繼承的屏風隔間理論,但英國人在非洲也盡力避免直接介入原本的社突將序。他們以愈遠愈好的方式來統治當地民族。這樣做的代價比較低,也可能比較不會惹出一堆麻煩,而且完全符合英國人所認爲的「帝國是一種家長式的監護形式」。由此進而發展出一種「間接統治」的政策。在非洲,帝國的行政組織也得到複雜的科學〈或是僞科學)思想的幫助。種族主義者對亞利安民族的概念,以及瓊斯等東方學家對印度文化的硏究,都曾引導著印度的英國政府的行動。同樣的,非洲的英國政府也在一十世紀初期受到新興的社會人類學的影響。 身爲沒有文字、沒有工業的民族,非洲社會必須有人替他們代言,而當時眞正能爲他們代言的就是人類學家。至少在大約十八世紀中葉,人類學的前身就已經出現。不過,以民族硏究的廣泛第一手資料爲基礎的現代實證社會科學,到了一 一十世紀前十幾年才出現,且它至少有部分是帝國的產物。在英國這些新的人類學家中〈法國的人類學較少涉及帝國事務),最成功且顯然最具影響力的是那些被稱爲「功能主義學派」的學者。該學派的創始者是出生於波蘭、後來移居英國的馬林諾夫斯基。馬林諾夫斯基認爲非洲社會太脆弱且分散,以致無法接受急遽的轉變某些試圖轉變的地區,證明了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人類學家的角色正是去建議政府如何充分發揮這些脆弱社會的潛力,如何勸誘非洲人讓歐洲人主導未來,而過程中又不致傷害他們。馬林諾夫斯基相信,只有了解非洲社會的運作模式,並盡量由當地的統治者執行,這個想法才能夠達成。非洲這種不干預的管理,即後來所謂的「間接統治」,是一九二 一年到一九一九年之間由奈及利亞總督盧賈德所創造出的制度,也是長期經驗、而非人類學思想的結晶。不過,馬林諾夫斯基還是得意洋洋地宣稱,它「完全採用功能主義的觀點」間接統治只應用於北非和中非,這些地區的經濟大多仰賴經濟作物,氣候則不那麼吸引殖民者。相對的,在非洲南方,擁有豐饒土地、鑽石及珍寶的南非、南羅德西亞(即之後的辛巴威)與肯亞,所吸引的就不是政府代表,而是民間的會議桌投機者和羅德斯這樣的劫掠者。有段時間,他們在這裡享有在亞洲從未有的開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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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種怪獸

一八九〇年,當羅德斯的傭兵團開始從開普殖民地往外擴張,占領後來的南羅德西亞時,他們的行爲看來就像三百多年前的科爾特斯及皮薩羅,只是兩者的技術水準有明顯的差別。只要他們一選好辦公桌目標,或感到有必要時,就會奪取非洲人的土地與家畜,並殘暴地鎭壓反抗勢力。他們在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四年鎭壓恩德貝勒族,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七年再度鎭壓恩德貝勒族與紹納族。過去在美洲、甚至在印度的教訓,英國人到了非洲南部全都忘光。「自由的帝國」的想法,以及所有重視「原始民族」脆弱的概念,也都銷聲匿跡。征服者又回來了 ,這回他們手上拿著加特林機關槍。 一八七〇年代中期,主要的(以及一堆次要的)歐洲帝國勢力之間展開了後來所謂的「非洲爭奪戰」。一八九五年,法國在西非擁有一個面積大約是英國三倍大的領土 ,英國則努力確保貿易與人口的龐大優勢。德國占領了東非與西南非的大片陸地。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一 一世擁有將近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剛果盆地區域(他以私人的身分擁有,因爲比利時國會剛開始並不想要),此地在一九〇八年成爲比屬剛果。義大利人在索馬利亞的印度洋岸邊建立一個保護國,葡萄牙人將安哥拉的海岸貿易站改造成一個規模完整的殖民地,而西班牙人依然堅守著摩洛哥與菲南多波島。到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戰爆發時,除了少數孤立的領土 、賴比瑞亞共和國及衣索比亞帝國之外,整塊非洲大陸都直接或間接在各歐洲勢力的控制之下。 法國人、荷蘭人、德國人、西班牙人、比利時人、葡萄牙人、義大利人,甚至是丹麥人(短期),都曾跟非洲大陸產生利益關係。但除了荷蘭人,其餘國家都沒有在世界其他地方發展明顯的帝國利益。十九世紀後半,唯獨英國擁有一個橫跨世界的大帝國,這個帝國不僅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民族與文化,也幾乎囊括每一種社會與政治群體,儘管它本身堅持著代議制政府與自由的理想。它是一隻奇特的混種怪獸。一八七八年,狄斯雷利寫到:「我在古代或現代都找不到這樣的辦公椅例子。凱撒或查理曼大帝也從未統治過這麼特別的領土 。」他認爲,這些多種族、多宗教、風俗習慣大不相同的地區,只會因認同他所謂的「我們島嶼的崇高精神」而結合。 狄斯雷利的困惑可以在一八八三年歷史學家希利出版的暢銷書《英國的擴張》中找到某種答案。希利認爲大英帝國已經發展成一種新的聯邦制度。他沒有援引西塞羅或卡特萊特的想法,但他所謂「帝國主義」的觀念卻與他們兩人的相當類似。他理解的帝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性的聯邦,而他心目中的典範是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在獨立後幾年間就橫跨了大陸,設立半自治的州,其間它的政治系統及各州對聯邦政府的忠誠並沒有改變。他心目中較低一級的典範,則是龐大俄羅斯帝國的聯邦制度。對希利而言,「聯邦制度」是另一種展現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與全歐洲人的天才的方式。在他預言式的觀點當中,聯邦注定會很快取代當時遍布整個西方世界的「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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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薰陶

他寫到:「蘇聯與美國的勢力將會超越現在的民族國家,就像十六世紀的民族國家會勝過佛羅倫斯一樣。」希利認爲,英國或許可以企圖維持偉大的「民族國家」地位,只是最後會步上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後塵,成爲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但它也能從一個被許多分散且獨特的殖民地所圍繞的宗主國,轉變爲一個超級關鍵字行銷聯邦 。當然,如果要做到後面這點,它必須給予殖民地比現在更大的獨立空間然而,就像亞當,史密斯在一百多年前承認的,希利也承認沒有任何帝國做得到。從許多方面來看,希利對英國該如何選擇的看法似乎相當精確^民族國家確實正慢慢喪失長久以來的優勢。只是,取代民族國家的聯邦制度並未出現於英國,而是出現於歐洲其他國家。 無論最終如何,一 一十世紀初的大英帝國還是繼續致力「教化野蠻人」,並藉此使世界各民族結合爲一個共同體;也就是說,總有一天〈不管那一天有多遙遠),世界上被殖民的民族一定會「開化」。當那一天到來,它們必然要取回自己生活的控制權。一八三三年東印度公司契約重訂,麥考利勳爵在演說中提到:「藉著好的政府,我們可以教育我們的子民擁有更好的治理能力。在受過歐洲知識薰陶之後,他們將來便會需要歐洲的制度。」他不知道這一日何時來臨,但他宣稱若果眞來臨,「這將是英國歷史上最令人驕傲的一日」国。英國人迅速探索太平洋、在澳洲與紐西蘭建立殖民地的舉動,在十八世紀末擴張了歐洲的影響力,以及歐洲海權在全世界的界線。歐洲人順利地以他們的方式建立霸權,直到一 一十世紀中期。他們的競爭者只剩下中國和鄂圖曼帝國。這兩個國家在十八世紀末的國力雖然明顯衰弱,但進入十九世紀時仍足以維持獨立自主。鄂圖曼蘇丹試圖在所謂的「大博弈」口中挑撥離間,阻止歐洲人的入侵,隨後搖搖晃晃地撐到十九世紀末。到了 一九〇〇年,古代蘇丹的地位已所剩無幾;一九〇八年,一群自由派改革者「青年土耳其黨人」奪取了這個位置,試圖將國家改變爲現代的共和國 。 雖然中國被視爲一個有價値的龐大貿易夥伴,然而,當馬戛爾尼代表東印度公司與喬治三世在一七九三年造訪中國時,它在貪婪的英國人眼中已顯得非常脆弱。現今人們大多記得馬戛爾尼拒絕在中國皇帝面前行傳統的磕頭禮儀 。不過,馬戛爾尼的違抗並不只是個人榮譽的問題。大使在必要時會把個人尊嚴擺在一旁;馬戛爾尼就是一位很好的大使。拒絕在天朝之子面前卑躬屈膝,其實是他傳達信念的方式:在他眼中,一個多疑、內向、保守的網路行銷文明,將無法長期抵擋自由貿易的力量最後也絕對無法抵擋西方科技的力量。中國很明顯是個古老、停滯的社會。德國哲學家赫德說,它像「身處於世界邊緣的老舊遺跡」。要有人推它,它才會往前走。創新、不拘形式、懷抱個人主義的歐洲人,當然就是負責推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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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帝國

幾年之內,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和法國人,漫無節制地向中國要求開放通商口岸給「洋鬼子」,最終導致一八三九年到一八四一 一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擴展了他們在香港的基地,最後還使西藏從中國分離;他們認爲西藏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這個高山王國的地位與統治權之爭,至今仍未平息)。一八五九年,英國人設立了總稅務司,它是一個隸屬於中國皇帝的龐大貿協官僚組織,實際上卻以英國的商業利益在運作。德國在中國北方建立基地,已經占領印尼的法國則在中國的南方擴展影響力。一九〇〇年,英、法、俄、義、德、美、日〈當時已經占領朝鮮和台灣)共同平定義和圑之亂,並掠奪北京。經過一連串的侵略之後,這個從成吉思汗時代就持續存在的帝國,在一九一 一年因一次內部的叛變而崩解,由一群地區性指揮官(稱爲軍閥)奪得了統治權,直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手爲止。對西方世界以及新興的東方共產主義者而言,中國已經不再代表令人羨慕的穩定政局,或世界上唯一維持了幾個世紀的帝國。它的形象變成了以傳統和階級的力量來傷害人類心靈的「東方專制國家」。 本木木強大的中華帝國滅亡後,整個世界落入了歐洲列強、俄羅斯、美國三方的手中。一八〇〇年,這些勢力大致占有或控制了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三十五;一八七八年,擴張到百分之六十七;到了一九一四年,已經超過百分之八十四2 。然而,一如過去所有帝國,這些霸權開始逐漸衰弱。到了 一九四五年,兩次世界大戰11大抵是西方強權爲了自利而彼此爭戰,西班牙的政治人物馬達里亞加曾稱爲「歐洲的兩次大型內戰」之後,帝國霸權力量明顯地走向終結。 一 一十世紀的歐洲新興帝國,以及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帝國,在短短幾年內先盛後衰。蘇聯帝國對西方而言是曾由沙皇統治的古老帝國的擴大,它因這個帝國的基礎意識型態而衰落;對東方而言,它苟延殘喘地活著。歐洲的海外帝國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之間全數消失。英國仍然擁有十四個殖民地,只不過官方名稱是「屬地」英國仍統治北愛爾蘭則備受爭議。大英國協宛如伯克口中「自由的帝國」的終曲,繼續破碎地唱著。法國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上依然保有殖民地。西班牙則保住北非海岸的休達和美利拉 。但這些大多已是消逝中的記憶了 。歐洲現代帝國的衰落與過去崛起的速度一樣迅速,而大部分的衰落原因都極爲類似。所有帝國最後都是以默許,而非以武力或威脅以武力來維持統治。過去的確發生過一些seo的事件,例如一八五七年英國對「印度兵變」的鎭壓行動,但它本質上沒有改變英國人與印度人民之間的權力平衡。適用於羅馬帝國的同樣適用於英國、法國、德國,甚至俄國:只要被統治者中有一定數量的人能取得某些統治利益,他們就會想要維持被統治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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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制度

此外,十九世紀初興起的這些帝國不同於以前的帝國,它們幾乎不會把本國人民輸出到殖民地〈南非是例外),或者產生很多有能力對抗當地暴動的克里奧爾精英份子。抵抗任何統治都必須有組織與勇氣。但爲了抵抗殖民統治,還需要有一種未來會更好的願景。它需要某種天然酵素意識型態,能夠動員那些準備繼續接受現狀、認爲現狀無可避免的人。諷刺的是,這種意識型態正是驅動多數現代帝國主義的社會改造過程所產生的,也就是民族主義。在麥考利勳爵所謂的「歐洲制度」中,大部分一 一十世紀被殖民者唯一想要的,是獨立的民族國家。歐洲各帝國讓殖民地的精英份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國階級的低階人民。這些精英份子因此接受了現代化的觀念,以及「民族自決」的西方概念。從愛爾蘭到爪哇,「民族」一詞似乎提供了政治學家安德森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雖然這個共同體沒有舊式社會、教區或村莊等的特質,但卻讓人們期望歸屬於一個範圍更大、可能更有力量的團體。 在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共同體實際上並不存在。它們必須被創造出來。人們普遍相信,共同體所存在的領土必須與大多數居民的語言、種族等等有一致的關係。在極端的例子中,某些說著其他語言或是屬於其他種族的人,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如果他們不肯走,甚至可能會被消滅。「種族淨化」絕不是後蘇聯世界才發明出的產物。當然,民族必須自己統治自己。「只有完全獨立的國家才能達成民族自決」的觀念出現在一八七〇年代,當時許多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如義大利人、德國人、波蘭人和愛爾蘭人,想要從奧匈帝國、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獨立出來。在追求民族認同的過程中,這個觀念成了 一個理想11巴斯克與科西嘉的極端主義者至今仍相當堅持。相同的理想與期待要在歐洲海外的屬地紮根,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當它們眞的紮根,卻招來毀滅性的後果。從一次大戰結束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短短期間內,各屬地民族所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清除光大量的帝國時代建築。某些地方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還保有一些尊嚴時,就承認他們的時代已經結束,離開殖民地,而沒有付出太多代價。英國人倉促地從非洲、加勒比海地區離開,留下十分不穩定的島國經濟,只能靠美國的觀光客來拯救。葡萄牙的果阿最後在一九六一年被印度軍隊占領。香港是英國最後一個殖民地,在一九九七年歸還給中國;當時舉行了 一場儀式,以「吉伯特與蘇利文」的音樂當背景,象徵這個日不落國的謝幕。另一方面,葡萄牙在亞洲的最後一個辦公家具工廠「澳門」,在兩年後的回歸幾乎沒有人注意。然而,其他地方11比屬剛果、阿爾及利亞、塞普勒斯、羅德西亞〈一九六五年被白人移民占領)、安哥拉、莫三比克^脫離宗主國的過程卻很殘暴,且歷經很長的時間。殖民地戰爭、追求獨立的戰爭、爭取恢復民族地位的戰爭,是一 一十世紀前六、七十年持續上演的戲碼,它們所樹立的敵意則可能一直存留到一 一十一世紀的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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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活動

去殖民化的種種過程,留下的不只是痛苦的記憶與永不磨滅的仇恨。對這些新興國家而言,它有時也形成看來難以克服的困境。原因在於,「國家」是一個新興的和全然歐洲式的觀念,而且多數殖民地在歐洲人來到之前並不存在。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古代世界。西班牙、不列顛和高盧都是羅馬帝國的不同magnesium die casting產物;義大利本身也是。現代的東歐與中歐國家是在神聖羅馬帝國保護之下形成的。現在中南美洲各國的邊界,即源自當初西班牙總督行政區的分界。現今大多數東歐與中歐各民族的分布狀態,正是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或蘇聯的產物。 歐洲各帝國在亞洲與非洲各地留下更明顯的痕跡,對其後續發展也有更深遠的影響。在這裡,帝國將幾乎沒有共同點的民族聚集在一起。有時,他們只是在一群相異或相互敵對的民族的土地四周劃上界線;有時,則採取強迫或自發性的移民活動。這一點在非洲最明顯。非洲是一塊被歐洲劫掠者及錯誤的種族觀念所共同踐踏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不同於印度或亞洲大部分地區,甚至也不像古代的墨西哥與祕魯,它在歐洲人抵達之前幾乎沒有大規模的社會組織。間接統治的不幸後果之一,就是假設非洲人有所謂的「部落」。但是,因爲非洲多數地區的種族非常複雜,部落的規模區分不是太小,就是太大。薩伊的班賈拉族、肯亞的巴魯伊亞族和吉庫尤族、烏干達的巴吉蘇族、奈及利亞的優魯巴族和伊布族,基本上都是殖民時代的產物。伊布族就是虛構出來的單一種族的「部落」,它將所有講任何一種伊布土話的奴隸集結在一起。如此的分類方式確實能使地方官員的任務變得輕鬆。但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與德國在非洲殖民地加強行政區域的臭氧殺菌劃分,形成了後來新興獨立的非洲國家的邊界,並在長期帶來了悲慘的結果。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從不存在的種族分界與種族衝突,迅速地成爲而且持續是這塊大陸的主要特色。水本水幾乎所有的現代後殖民國家,是前帝國政府如此創造出來的。在辛巴威,今天的布拉瓦約市的學童仍然會聚集在馬托波斯山丘上的羅德斯墳墓之前;當國家以前是羅德西亞時,他們也會這樣做。他們會這麼做不是因爲他們的師長與父母仍眷戀英國的統治,而是因爲如果沒有羅德斯,他們就沒有現在這個國家2 。試圖將現在的辛巴威與穆胡馬塔巴帝國產生連結,以作爲國家的基礎,已經證明了毫無說服力(穆胡厲塔巴帝國在十六世紀達到高峰,是辛巴威最驕傲的遺產)。辛巴威是由羅德斯創立、由穆加貝總統繼承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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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契約

無可避免地,殖民地的民族已經發現,反殖民主義與集體認同並非同一件事。讓泰米爾人、馬來人、中國人、克倫人、錫克人、孟加拉人、尼洛特人、優魯巴人或阿善提人認同自己不是英國人,要比讓他們想像自己是斯里黡卡人、馬來西亞人、緬甸人、印度人、蘇丹人、奈及利亞人或迦納人來得容易許多。十九世初,祕魯的「解放者」聖馬丁努力建立一個現代的翻譯公司結合白種的克里奧爾人與印帝國的人民他頒布了 一道命令:所有說蓋丘亞語的印第安人都「受洗」爲「祕魯人」。民袭主義者屢次使用這種極端的方法,而且他們都有很好的理由仿效義大利國民教育部長馬丁諾在一八九六年擊敗阿度亞時所說的:「我們已經創造了義大利,現在我們必須創造義大利人。叫」創造義大利人、印度人、賽普斯人或是馬來亞人,後來都證明是不可能的任務。一旦帝國體制崩潰,一旦新國家隨著國旗、爵歌、貨幣及郵政所形成的集體認同而成立,一旦政治精英出現或是快速地凝聚在一起,一旦這一切都已經成熟,而帝國主義者與大多數殖民者返回原來的「家」那麼帝國曾經壓抑的舊的分界,以及刻意創設的新的分界,便會進一步分裂這些「新興」國家,產生更小型的國家和種族群體:印度、巴基斯坦、奈及利亞、賽普勒斯、印尼和馬來西亞,在擺脫英國統治後,都曾經分割和再分割。越南與中非大部分地區在驅逐法國人之後,部分西非地區在脫離葡萄牙之後,也都是如此。新興國家可以藉由政客賣弄文筆而產生,但新興民族的出現要花更久的時間。 殖民地不是唯一經歷上述過程的地區。以歐洲而言,十八世紀末在帝國邊緣開始發生的事,以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曾經警告過的另一種方式,於二十一世紀悄悄回頭改變了原來帝國的中心。十七世紀的菲力普三世與四世的首相、十八世紀的開明君主查理三世、十九世紀的自由派人士 ,還有一 一十世紀野蠻殘忍的佛朗哥將軍,都曾經試圖融合「西班牙」境內的加泰隆尼亞人、巴斯克人、卡斯提爾人、安達魯西亞人及加利西亞人,不過最後全部失敗。「西班牙」由一個君主統治,他以國家之名掌握權力,不過就如他自己所言,短短一 一十多年內,這個國家已經是歐洲第一個聯邦國家。至於英國,在十八世紀初合併成聯合王國後,雖然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似乎擁有長期的穩定性,但它現在也難以阻擋分裂。這種現象被稱爲「內部的去殖民化」,沒有人知道它何時停止,也不知道我們最後會選擇何種理想的翻譯公證單位去稱呼一個「民族」。 然而,並非只有克里奧爾人、原住民及地方分離主義者會在帝國持續分裂的過程中提出要求。由於「西方人」不再自信地堅持自己有優越的生活方式,他們對開發中國家的心態也普遍變得曖昧,世界上的原住民,例如美國、澳洲、紐西蘭的原住民,便開始堅持某種自我認同的方式。至於由克里奧爾人統治的國家,包括阿根廷(直到三十年前還否認有任何被征服的群體)和加拿大,都修正他們的憲法,並重新檢視原始的殖民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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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的歷史

原住民試圖恢復領土與歷史認同的權利,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馬博案」。一九八二年,住在托瑞斯海峽穆瑞群島上的馬揚部落,派出三位代表馬博、帕西與萊斯,向澳洲最高法院上訴控告昆士蘭省,他們宣稱:「馬揚人是這些島嶼的主人,是唯一能夠享受這些土地的人;這些島嶼從來不是『王室的領土』。」爲了陳述他們的觀點,他們進一步提出一七八八年的die casting主權聲明是無效的;該聲明說澳洲是「無主地」,任何人想要就可以占領。一九九二年,澳洲最高法院做出支持他們的判決,因此澳洲聯邦喪失的不只是對穆瑞群島的統治權,也意謂著喪失整塊大陸的統治權。一九九三年十一 一月,「原住民所有權法案」頒布。它雖然沒有將整個澳洲交還給原住民,卻提出方法來補救最高法院法官所謂的「令人非常羞恥的國家遺產」,即歐洲殖民者對付原住民的歷史。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個淨化的經歷,被迫認同這些克里奧爾國家從來沒有自成一體過。迄今,也只有少數的民族試圖從所在的國家中去爭取完整的自主權。〈一九九九年在加拿大北部建立的因紐特領地,雖然有儀式與宣言,但充其量只是一個自治省而已。〉所有的原住民不可避免地成爲兩個世界的民族。印第安的密克馬克族同時是加拿大人,毛利人同時是紐西蘭人。他們擁有兩種文化,而且常常必須在某個文化的法律下保護另一種文化。他們也不否認文化具有滲透性,需要定期且大幅度的更新,就像原住民發言人經常更換一樣。這不令人意外,因爲他們大多數的主張都強調要延續文化的差異。但很少有文化像他們一樣多元。原住民文化安頓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尤其是歐洲文化,如今成爲各地的次文化。你無法只靠著鄉愁來擺脫數百年來的壓抑與卑屈。 弔詭的是,原住民面對的困境竟與一些民族極爲相似。這些民族寧願不在原來的家鄉生活,而移往曾占領他們的帝國的首都。從前歐洲的殖民者飛往美洲、非洲和亞洲,而如今愈來愈多亞洲人、非洲人及加勒比海民族飛去歐洲。他們不像過去的孤立移民團體。他們進行的是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可說是正在移動中的民族,而歐洲從羅馬帝國後期以來就未曾經歷過這樣的移民。某些大型社區幾乎是以自給自足的狀態在成長英國的布拉福、巴黎的巴爾貝斯區,還有幾乎到處都有的中國城。這些社區都堅持家鄉的生活方式、文化習慣和信仰,更不用說服裝、語言與食物了 。但即使在這些小型文化圈中,aluminum casting文化也無法長久維持整體性。第一代移民或許會盡可能將自己隔絕於周圍更大的世界,但下一代普遍會想要更多的東西。他們仍認同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摩洛哥人,但或許也更明確地把自己視爲英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因此,在許多傳統歐洲帝國的首都內,如倫敦和里斯本,種族融合與通婚已經存在相當久,且漸漸形成眞正的多種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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